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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阴影下 世界经济能否避免大萧条

   日期:2020-04-16     浏览:19    
核心提示: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,各国几乎以经济停摆的方式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灾难。从目前的情况看,除中国之外,世界主要重灾区国家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,各国几乎以经济“停摆”的方式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灾难。从目前的情况看,除中国之外,世界主要“重灾区”国家似乎还没有见到疫情拐点,全球来看,经济何时结束“暂停”状态以恢复正常的生产、生活秩序,仍需等待。

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,令原本就充满不确定的市场预期更显悲观。关于世界经济的前景,市场普遍预计冲击造成的衰退程度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成为二战之后**严重的经济下滑。**悲观的预测是全球经济将陷入类似于上世纪1930年代的衰退和大萧条,如哈佛大学博士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金刻羽女士就认为,2020年我们面临的有可能是经济大萧条(Depression),而不只是短暂的衰退,其严重程度将可能是2008年的10倍;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普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恐现零增长,可能成为1929年以来**严重的金融低迷。这是严重的警示性预言。

全球经济何去何从?依笔者观察,结合此次灾难发生的背景、特点、各国经济禀赋状况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性行动,笔者认为,2020年世界经济的衰退虽无可避免,并且困难程度将超过2008年,但当不会滑向1929年的程度,不会严重到整个1930年代那样长达数年的大萧条,因各国具体情况不同,尤其不会出现类似于1930年代全球普遍性的整体萧条;并且如果应对得当,其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破坏程度,甚至可以控制在与2008年相当、乃至低于2008年的水平。

我们先简要对比一下经济数据。与2008年危机基本局限于金融领域不同,此次由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对经济、社会系统性的灾难冲击,无数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的下滑,使得此次灾难的社会危害程度超过2008年,但终究还不是1929-1933年那场资本主义的全面与深刻的经济与制度性系统危机。

以下是一组简要的数据:1929-1933年间,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、德、英、法、日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46.2%、40.6%、28.4%、16.5%和8.4%,外贸分别缩减70%、69.1%、50%、48%、50%。以当时新晋的全球**大、**发达的美国经济作为具体的例子,1929年到1933年这三年中,美国经济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,累计负增长为-68.56%,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,降幅高达30%。全美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,汽车工业下降95%,超过5000家银行破产,破产银行占全部银行的49%,1933当年全美失业率更是达到了25%,意味着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。与危机相伴的,是货币的稀缺,工作机会的稀缺,收入的持续下降,大量民众挣扎在生死线上。而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结果,在美国催升了以全面经济剌激为特征的“罗斯福新政”,在德、日、意导致了纳粹军国主义者上台以及全面的对外军事扩张,**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笔者认为,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,不致于导至如此严重的程度和结果,这一判断基于以下的几个基本事实:

首先,是危机发生的背景不同,而背景决定了危机的性质。1930年代危机是资本主义**严重的一次全面性的经济危机、政治危机、社会危机与制度危机,其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探寻。在内部,是资本主义各国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均,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反剥削、压榨与反压榨的矛盾尖锐对立,**贫穷占据低收入者的主流,革命思潮与烈火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遍酝酿;在外部,一战的非正义性质与其后“分赃不均”的结果奠定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,德、意等战败国被压制的国家利益正当诉求得不到回应,导致其国内普遍存在着民族主义的敌对情绪,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同样尖锐对立。这些复杂、深刻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很快蔓延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,进一步激化与加重了经济层面的危机。对比而言,2020年危机主要由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,尽管各国尤其是欧、美发达经济体原本存在着经济社会矛盾,如经济增长放缓、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扩大、老龄化、资本市场泡沫与结构矛盾,但系统性、制度性的矛盾问题并不像1930年代那样突出。

而且,在新的历史时期,人类的利益协同度与国际分工大大融合了,尽管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,在这次危机中,全人类面临“新冠肺炎”这个共同的敌人,这使得在此次危机应对中,各国具有一致性的利益诉求,这与1930年代国家之间深重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只能各自为战应对危机相比,也有着巨大的不同。

其次是经济发展程度与制度环境有着巨大的不同。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初、中期,当时的科技水平、各国间的物质与财富积累储备不足,应对危机的财力、物力以及技术手段与当今相比存在巨大差距。在制度层面,当时普遍性的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尚未建立,这使得企业破产与工人失业之后无法得到及时的保障和生活救助,经济冲击立即转化为人们的生存危机,风险迅速暴露,引发社会动荡,造成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,动荡又使得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持续。而在当前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冲击中,由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,以及物质财富与技术手段的丰盈,人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,可以更好地防止危机扩大、蔓延与持续的程度。

三是在重大危机应对方面,人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这使得各国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,有效对冲和控制风险。1930年代危机发生之后,由于存在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,客观上加重了危机的扩散、蔓延与长时间的持续。当时人们并不懂得政策应当逆经济周期而为的道理,**典型的是货币政策的收缩,出于天然的本能反应,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采取紧缩政策,收回资金,紧缩导致流动性紧张,引发资金挤兑,导致了金融恐慌,继而扩大成为社会恐慌;恐慌更进一步促使人们囤积现金,形成价值链与资金流动的负反馈与负循环,正是这种倒行逆施的错误政策,加重了经济衰退,造成了长期的经济萧条。反观今日世界,危机发生之后各国迅速调整政策,采取向市场施放流动性、扩大财政支出、减税、延长企业与个人债务与现金流支付期限等等方式,对市场主体进行及时救助,这些正确的政策措施,对舒缓市场主体压力、安抚市场情绪、保持流动性循环与周转畅通等等,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**后,此次危机与1930年代相比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国际力量方面的消长性变化。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对其他国家作出了示范,中国目前已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的阶段,也正在对其他国家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建立在全产业链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的复工与复产,有望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贡献更大的力量。

目前在西方,疫情发展以及围绕疫情的矛盾斗争与复杂局面还在延续,但疫情被**终控制的前景可以预期。而在疫情被控制、灾难平复之后,世界经济矛盾焦点除了回归至各自的“基本面”之外,还将会面临一个如何解决政策“后遗症”的新问题——各国在非常时期推出的剌激政策与货币的流动性注水,将会伴随赤字率提升与债务扩张、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,同时,围绕内部问题解决与力量变化,国家之间政策拓展中也将可能出现成本转嫁等方面的博弈问题,导致国际间的经济政治矛盾深化与加剧,也将使得国家间的博弈更趋复杂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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